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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女大校友追忆烽火岁月

www.jyb.cn 2015年10月10日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文小姐”炼成新女性

——延安女大校友追忆烽火岁月

 

  毛主席与侯波夫妇在一起。拍照时,侯波夫妇坚持要主席站中间。毛主席说,女同志能顶半边天,一定要侯波站在中间。

  周恩来总理(前右)慰问于蓝(前左)等人。

  张月(右)与邓颖超(中)等人在一起。

  苏菲(左)与孟于(右)

  “解放军方阵就在我前面4米远的地方经过,我坐在天安门城楼西侧观礼台第一排,看得非常清楚。70多年前,我因为抗战去了延安。能在抗战胜利日去天安门观礼,是对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最好的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以下简称“延安女大”)校友、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前政务参赞张月说。

  6月16日,延安女大校友在北京聚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在延安,我们那么年轻,我们那么美丽,我们跳舞,我们唱歌……”著名电影导演、中国麻风基金会理事长、马海德之妻周苏菲说。今年,苏菲95岁。

  “现在,我都不敢照镜子。”张月像小姑娘一样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呵呵笑了起来。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延安女大校友向全国青少年发出倡议,希望广大青少年勿忘历史,保卫和平;拥抱家国情怀,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放飞青春梦想,助力实现中国梦。

  看着视频上90多岁的奶奶们激情发言,长沙诺贝尔摇篮教育集团谢玲老师不知不觉中满脸泪痕,“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

  无悔抉择为革命

  “我叫佐伊,这个名字既不是我的名也不是我的姓,是我自己起的名字,意思是与封建家庭彻底划清界限了。”93岁的外交部离休干部佐伊说。佐伊不知过了几次“鬼门关”,才辗转到了延安。

  70多年前,在卢沟桥的枪炮声中,一批批革命知识青年,抛家弃学,冲破重重阻挠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延安女大的学生就是这些人中的一群。中国第一任驻外女大使丁雪松在重庆加入地下党,抗战爆发后,各地党组织动员优秀青年去延安。带着重庆救国会总务干事漆鲁鱼的介绍信,丁雪松去了延安,先后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延安女大学习。佟麟阁将军之孙佟晓冬说,爷爷当年曾保护过不少学生,有的在爷爷殉国后去了延安。

  “我们到延安的目的,就是学习怎么打日本,为抗战贡献力量。女大学员的平均年龄才21岁,我们在延安学习了革命理论与技能,90%以上都入了党。”曾任朱德夫人康克清秘书的吕璜已年逾90,声音依然响亮。

  孟于也是自己取的名字,就在她和同伴李玉芳戴着低垂的大草帽,把行李扔到搭乘的大卡车上那一刻起,她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孟于是白毛女的早期扮演者、电影《白毛女》中喜儿的配唱者之一,曾任中央歌舞团原团长等。

  “卢沟桥事变时我才15岁,正在成都中华女中读初中。成都逐渐兴起了救亡运动,我们学校也组织了救亡宣传队,每周一两次到茶馆、广场或农村去宣传抗日。我们班还组织了几个读书会,1939年年初,我所在的读书会请来一位从延安回来的男青年。他说,延安是一个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地方,不分党派、民族,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共赴国难。”孟于和李玉芳开始向往这个地方。

  1939年暑假,两人在报纸上了解到,位于宜川的山西民主革命大学在成都招生。从地图上看,宜川离延安很近,于是两人就去报考并考取了。两人说走就走,带着一些换洗衣服就上路了。

  著名表演艺术家、延安女子大学北京校友会副会长于蓝同样“任性”地做了一次无悔的抉择。1938年,她17岁,高中还没毕业。摆在她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嫁人,去做专职太太;要么工作,为日本人做事。“这两件事,都是我不愿意做的。”

  于蓝在天津读书,曾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声援“一二·九”运动,有幸结识了一些地下党员。在他们指引下,于蓝和同伴们一行十几人,从北平出发,步行来到延安。“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我当初的选择是对的。”于蓝说。

  生死不弃延安路

  就在1938年,张月这位18岁的党支部书记“拉”了一支200多人的队伍来到延安,队伍里是东北流亡到关内的学生和在北平求学但因抗战爆发无法上课的学生。张月祖上是翰林,到她父亲那一代,家道开始衰落。张月的一位姐姐和姐夫是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张月决定和同伴们一起去延安。

  “那时,我们的队伍里只有3名党员,我刚入党不久,纵队领导指定我做这支队伍的党支部书记。”张月怀揣着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宋任穷写给抗大校长林彪的介绍信,徒步走了两个月,才见到了延安的宝塔山。

  一路上,张月感受到了百姓的深情厚谊。“老乡帮我们做饭,当时没有油,老乡就把杏核砸开,把杏仁取出来,在锅底上蹭来蹭去。这样,就算有油,可以‘炒’菜了。”至今,张月仍清晰记得老乡们在锅底蹭杏仁的动作。“那时候,我们和群众的关系真的是鱼水情。我们走到哪里,老百姓都欢迎我们,帮我们做饭、洗衣,我们教老乡们织布、编草鞋。走的时候,老乡们都来送我们,难舍难分。”

  饥饿和寒冷,一直伴随着侯波的延安路。侯波今年91岁,已经在北京医院里躺了几年了。去延安之前,侯波参加了当地的游击队,那年她才13岁。1937年11月,太原失守,游击队研究决定,把侯波送往延安。侯波一行人风雪兼程,讨过饭,被狗咬过。临近西安,他们在国统区受到很多刁难和严格盘查,有时候还会被扣留东西。

  那是冬天,他们衣服单薄,风一吹就透。走着走着,下雪了,风也大起来。即便这样,他们也不敢停下来。眼看着路边有人停下来想暖和一会儿,结果一蹲下去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有的人就这么死了。

  孟于的经历,可以说是“死去活来”。路上,孟于被“革命虫”(虱子)咬得患了伤寒,烧到40度到42度。她几次晕厥,当她醒来,看到炕桌上放着一盏油灯和一碗开水,听到对面山上“呜呜”的狼嚎,她想,绝不能死在这里,一定要到延安去。孟于觉得,是这种坚定的信念支撑她活了下来。

  康复后,孟于又上路了,经过荒山,躲过两拨狼,终于到了陕甘宁边区的村站,到时已太阳偏西。他们找到村长,“村长老大爷特别高兴,‘你们都是革命娃啊,边区欢迎你们来参加革命’。第二天临走时,大妈拉着我的手对村长说,‘咱们的毛驴不是要到延安去驼盐吗?把这娃带上,她病刚好,这40里地她走不动’。我是从大后方来的人,没想到边区农民有这么真挚的感情,这是我对边区农民的第一印象。后来,我就骑着毛驴上了延安”。

  初见延安烙深情

  “我终于见到延安的宝塔山了!”说着,90余岁的侯波哽咽起来。这些女孩子们,有的穿着旗袍、高跟鞋,有的穿布衣、布鞋,她们硬是一步一步从祖国各地走到了延安。

  “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一见到宝塔山,孟于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我们都是投奔延安去的,为什么要去?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当亡国奴,要为抗战出一份力量,这就是当时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70多年过去了,孟于依旧不忘那份初心。

  一到延安,于蓝和同伴们放下背包就跑去领略她们心中的革命圣地。于蓝恰巧走进一个礼堂,里面正在上演话剧《团圆》。话剧告诉人们,只有打败日本鬼子,才会有真正的团圆。于蓝从东北流亡到北平,到天津读书,最后到了延安,一路看惯了国破家碎,此情此景,更深刻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团圆”。

  孟于在延安参加的第一个活动是500人演唱《黄河大合唱》。“那时候,我们天天练《黄河大合唱》。1940年2月16日,蒋管区西北摄影队到榆林拍摄电影《塞上风云》路经延安,中央决定组织一场晚会迎接他们。”

  “演出时,作曲家冼星海亲自指挥,我们唱得那么深情、洪亮,唱得我都‘傻’了,站在那里半天回不过神来。在这首歌里,我和国家的危亡、民族的苦难结合在了一起。我第一次感受到音乐力量的伟大。”孟于说。

  孟于后来参加过100多场《黄河大合唱》演出,“我们在延安唱,在解放区唱,新中国成立时唱,到苏联、民主德国、奥地利唱,香港回归时还在唱,在北京太庙唱,在壶口黄河边唱……”孟于神往着。

  在延安,侯波获得了新生。侯波的儿子徐建林说:“她填的档案履历都是从延安开始的。”延安,赐予了她一个后来在妇女界响亮的名字。新中国成立后,侯波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摄影科工作,用镜头记录共和国伟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被誉为“红墙摄影师”。“妈妈原名阎千金,参加游击队后,队长为她改名阎锋。到延安后,她被分配到延安保安处。当时的处长周兴说:‘小同志啊,你到我们这里工作就要改名字了,你就叫侯波了。’”徐建林说。“保安处要求来工作的人会骑马、打枪、发电报等。她文化程度比较低,要求继续学习。组织上就让她去延安女大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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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周玲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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