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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教师童庆炳

www.jyb.cn 2015年11月19日  来源:光明日报

  【写在前面的话】 一篇迟到的通讯

  2013年春节后,我因为一个小问题去采访童庆炳先生。去之前,我就知道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资深教授、文艺学泰斗,曾培养出罗钢、王一川、陶东风等一大批学者,当今文坛最活跃的一批作家如莫言、刘震云、余华、迟子建、毕淑敏、严歌苓等皆出自其门下,所编文艺学教材被500多所高校选用。

  访谈结束后,顺便聊起了家常。先生和蔼可亲,听说我也是闽西老乡,又是北师大学子,一见如故。

  根据先生粗略讲过的各个人生阶段,我随手在笔记本上简单列了一个提纲给他,并建议可以先在《光明日报》人物版上刊发通讯,然后再做一部口述史。我负责访谈、录音和整理。

  先生愉快地应允了。

  于是,前前后后持续了三个月,录音长达四五十个小时,最后口述完毕。写通讯的事,却被我以口述史出版之后,通讯自然水到渠成为由,无限期拖延。

  后来,在几位帮手的协助下,2014年口述史初稿编成,当时截取了一小部分在北师大校报上发表,大概有几万字,效果很好。

  原本想着将口述史作为先生的八十寿辰贺礼,于2016年前后出版。不料2015年6月14日,先生在外出登山途中突然去世。

  书稿未出,通讯未成,传主已殁,呼喊无门,遗憾之至,令人心伤。

  如今,童先生八十寿辰临近。口述史在童门子弟的帮助下即将出版,通讯也终于完成。

  古人说:“事死者,如事生。”先生在那一边,当不会把我视为食言之人吧。

  2015年5月20日,离生命的谢幕还有25天,童庆炳教授最后一次登上讲台。在电子楼阶梯教室,他应邀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党校进行了首场讲座。此情此景,他想起了老师黄药眠,想起了先生为他们上的最后一课。

  那一次,黄先生步履蹒跚,坚持自己走到教二楼给研究生上课。平时,这些老派的先生们都一个风格,讲课从不带讲稿,东西都装在脑子里。可这一回,他却带了一个书包,进了教室就从包里掏东西。

  童庆炳当时以为先生年纪大了,怕记不住问题带了讲稿。不料,黄药眠却掏出三个药盒,在讲台上一字排开,然后把童庆炳叫过去说,当左胸疼要不行时,给他吃哪一种药;当另外哪些情况要送医院时,给他吃哪种药。

  后来,童庆炳在《教师的生命投入》一文中回顾了这一情节,他感叹:“这最后一课,是他带着牺牲的精神,带着豁出命的精神,来给我们讲的。”

  在远古中国,“师”承担着某种神秘的“天命”,因而常常带有一种强烈的“殉道”精神。童庆炳也常常追问,自己是否也做到了黄药眠那种“豁出命”的精神状态。

  而在《教师的生命投入》一文中,童庆炳还提到了黄药眠之外的两位教师。

  其中一位是恩斯特·卡西尔,德国人,这位汉堡大学原校长因反对纳粹专政而颠沛流离,却始终未离开过教席——

  “1945年4月13日,在哥伦比亚大学美丽的校园里,一群学生围着卡西尔提问,卡西尔耐心地回答着、回答着,就在这时他猝然而亡,死在学生的怀抱里。”

  另一位则是国人熟悉的数学家华罗庚。1985年,75岁高龄的华罗庚赴日本讲学——

  “那年6月12日下午4时,他站在东京大学的讲台上,讲‘在中国普及数学方法的若干问题’,精神矍铄,先用汉语讲,后征得与会者的同意,改用英语讲,会场立刻活跃起来。他的讲演生动活泼、言简意赅,博得阵阵掌声。他越讲情绪越高,脱下了上装,解下了领带。原定45分钟的讲演时间过去,又补充讲了20分钟。讲完后,听众热烈鼓掌,他准备从椅子上站起来表示谢意,突然,他倒下,心肌梗塞,不治而亡。”

  这些镜头不断盘旋在童庆炳的脑海里。2008年,他得了胃癌将胃切除了三分之二,2012年又得了心脏病,安装了支架。此后,每一次应邀登上讲台,童庆炳都幻想着这样一个献身的结局:“我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我正在讲课,讲得兴高采烈,讲得神采飞扬,讲得出神入化,而这时候我不行了,我像卡西尔、华罗庚一样倒在讲台旁或学生温暖的怀抱里。我不知自己有没有这种福分。”

  这一次,坐在电子楼阶梯教室里的是一群特殊的“学生”,他们都是北师大文学院的教师。童庆炳的讲演题目是《如何做“四有”好老师》。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北师大,号召全国教师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教师,童庆炳深表认同,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四有’是对教师要求的朴实表述和精要概括。”

  童庆炳进一步解释:“首先是培养道、传道的问题,其次才是授业解惑。教育要以人为本,所以学校的问题是如何在道德的层面来解决问题。要培养好学生,我们首先要从道的层面来严格要求自己,给学生作出榜样。”

  确实,童先生无论往哪儿一站,都是“四有”好教师的最好例证。

  青苹果

  1936年,童庆炳出生在闽西连城山区一个叫莒溪的村庄,那里虽然山清水秀,但贫穷却是一个可怕的敌人——

  “现在想想,我能够到北京来读书,能够留在北师大,成为教授,后来还给我评了个资深教授,愉快地跟朝气蓬勃的学生们一起谈论学问,纯粹是偶然。因为从小,我的理想就是每天能让家里人有五斤米下锅。我们家老少三代,七口人,每年到了三四月青黄不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吃光了,包括番薯(白薯)。这时候父母就要吵架,因为第二天没有东西下锅。”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十二三岁起,童庆炳就开始挑柴、耕田、插秧、施肥、锄草、割稻子、晒谷子,几乎做到了那个小小年纪的极限。

  然而,从村子里零零散散搜罗来的书籍中,童庆炳慢慢知道了山外还有一个新世界,知道了在他之前,人类有很长很长的历史,在他之后,还会有很长很长的历史。书本播下的种子,让一个追求“五斤米下锅”的小庄稼汉,生发出求学求知的理想。

  1952年秋,童庆炳以优异的成绩从连城中学考入龙岩师范,又于1955年从龙岩师范考入了中国师范院校的最高学府——北京师范大学,进入中文系学习。

  当年的北师大中文系可谓群英荟萃,北师大共有6名一级教授,中文系独占三名:黎锦熙、黄药眠、钟敬文,并且流传着中文系“十八罗汉”之说:除了上述三位一级教授外,还有古典文学的谭丕模、刘盼遂、王古鲁、王汝弼、李长之、梁品如,古代汉语的陆宗达、萧璋、叶苍芩,现代文学的叶丁易,外国文学的彭慧,外国文学儿童文学兼攻的穆木天,以及还是副教授的启功、俞敏、陈秋帆。

  这些教授几乎都给本科生上过课,童庆炳因此眼界大开。

  回忆这些老师时,童庆炳动情地说——

  “课上,老师们对作品的分析、问题的理解,以及他们提出的一些新鲜的观点,乃至他们刻苦治学的精神和方法,都变成了一种学术的血液流淌到我的血管里,使我日后无论是提起笔写文章,还是走上讲台面对学生,都会想起他们。所以,他们的教学作为我的积淀,成为我人生历史的一部分,成为我学术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我不进北师大中文系,接触不到这些老师,我的学术会失去血色,我可能一无所成。”

  1958年,童庆炳以优异的表现提前一年毕业并留校任教,沿着众多前辈走过的道路继续前行。

  童庆炳说:“人这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很好了!我就做好老师就行。”这是他留校之后唯一的理想信念,那一年他23岁。

  此后的近六十年间,无论是面对事业的挫折,还是面对职务的诱惑,童庆炳始终没有放弃过讲台,始终没有“把学生给丢了”。他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如何成为一名“有理想信念”的好教师。

  后来,每逢新生入学,童庆炳都会给文学院师生讲一遍“手握青苹果”的故事:一个年轻人独自到沙漠去冒险,他丢失了全部行李,迷失了道路。他一时慌了,翻遍了所有口袋,终于在一个裤子口袋里发现了一个青苹果。他闻了闻这个青苹果,觉得这是一个水库,是一个粮仓,且无比清香。他握着这青苹果,朝一个方向走去。每每精疲力竭时,他就手握青苹果看一看闻一闻,又向前走,直到第三天黄昏时分,他惊喜地看到了绿树红花,原来已经走出了沙漠。

  是的,每个人都应该手握这样一个青苹果,而教师手里的那个,更应该握得紧,永不离手。

  溪与石

  一个人的道德情操,很大程度上,形成于家庭生活当中。早年的大家庭生活中,童庆炳受祖母的影响最大。他曾对笔者说——

  “祖母身上最最突出的,就是她的善良,她的善良影响了我一辈子。在我印象中,早些时候,她就对某些方式不能理解,对阶级斗争不能理解。她说,今天我们还是邻居,还是亲戚,怎么能第二天就变成敌人了,要去批评、斗争,还有的就枪毙了呢?祖母完全无法接受。这一点对我来讲,是影响极深、影响极大的。‘文革’中,我没有敌人,都是人家批判我。这正是受我祖母的影响。我常常想,按照祖母的逻辑,她就会这么想:今天我们还是同学,还是我的老师或者学生,怎么第二天就变成敌人,就要来斗争了呢?他或者她可能身上有种种矛盾或缺点,但怎么可能会是敌人,要斗争、批判,甚至送到监狱里去或者送去劳改了呢。”

  说起曾经的那些运动或斗争,童庆炳很痛心。中国人最常讲的是“忠厚”,做人要厚道,不能翻脸不认人,更不能整人害人。

  而从祖母身上,童庆炳把这种观念融入到了血液和秉性之中,化作了信仰之石、价值之基。而这种善良和厚道,也正是所谓“道德情操”的根基。

  因为这种善良和厚道的守护,一向看起来柔弱和善的童庆炳,平添了一种难得的刚毅。这种刚毅,常常被人命名为正义感。

  “文革”前后,作为“红五类”出身兼老党员的童庆炳,不时被要求去揭露或者整某某老师或学生。为此,他不惜和校领导拍桌子,拒绝整“黑材料”。

  因为这种刚毅,童庆炳保护了身边的许多人,他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被同行和同事所敬佩。

  尊重别人,容忍乃至欣赏不同风格和意见。正是因为这种包容和大度,童庆炳才一生广交朋友,带领“童家军”闯出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学的新天地。

  童庆炳自己编了一则“小溪和石头的对话”。意思是小溪旁有一块巨石,千百年来岿然不动,永远站在那里。无论刮风下雨,无论水涨水落,它总是蹲在那里,用冷眼观看着世界的变迁。小溪则流动不止,无论日升日落,无论白天黑夜,用它哗哗的流水和浪花唱着歌。水主动,石主静。水的理想是奔腾向前,石的理想坚定不移。没有理由贬责石头而独尊小溪,也没有理由独尊石头而贬责水流。每个人的健康选择,都有可贵之处。

  童庆炳告诫身边的每一位人,我们一生都要学会尊重别人,尽管别人与你那样不同。

  聋青蛙

  童庆炳的学生蒋原伦教授曾经在《童老师》一文中透露,“童老师的健身秘诀之一是每周登香山一次”。其实,童门早些年的学生几乎都陪老师爬过香山。

  在蒋原伦眼中,“他登山的节奏是匀速的、不间断的,且心无旁骛,一步一步地迈向高处。我想,这登山的境界就是童老师为人和做学问的境界。”

  童庆炳自己则表示,他性格的一部分,是由弯弯的山路塑造的。

  少年的童庆炳,一度辍学在家,每天要走遥远的山路,进山砍柴,然后挑九十斤柴火回家。闽西的山路狭窄陡峭,一边是陡峭山坡,另一边是万丈悬崖,下面是深不可测的溪水。所以,在柴路上每一步都要走得稳,要很小心,不然会掉下去。“特别是雨天,上面下雨,我们头上却冒汗,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等脚踩上了平地,那么这一天的危险才算结束。”

  长大以后,童庆炳明白的第一道理就是天上不会掉馅饼,你想获得成果,就要有那种在山路上挑柴的精神。山路挑柴如此,人生也是如此,总是艰苦而又危险。“因此,你要拿出你的坚定、坚持、坚韧,要拿出这种不倦的精神,你才可能把柴挑回家。”

  来自农村的童庆炳,从不认为自己有多高天赋。上大学时,他甚至有点儿自卑,认为很多地方都比不上那些有基础的好学生。留校工作之后,他也一度被怀疑业务有问题,被迫从教学岗转到行政岗。

  然而,就是靠着身上这么一股“挑柴”的劲儿,1963年,童庆炳发表了第一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论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发表在当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三期上。

  在那一组六篇关于《红楼梦》的论文中,郭预衡、钟敬文、启功等名家大作赫然在列,而童庆炳与钟敬文的文章篇幅并列最长。

  据童庆炳回忆,那时他住在二龙路,从北师大东门坐22路,到西单站下车,但当时他的脑海里总是浮现《红楼梦》的图景,总是坐过站,到了终点站前门,下来回去,发现又坐过了,又要重新上车。

  改革开放之后,童庆炳的学术生涯迎来了春天。据百年校庆时北师大中文系编的教师著作论文目录统计,童庆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2年的十多年间,发表各类文章300多篇,还有十多种著述。

  童庆炳说:“知识一定要积累。力量靠厚积才能薄发。不厚积,靠爆发是爆不出来的。”童门弟子也回忆道:“童老师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学生不读书、不研究、不努力,这也可以看成他的伦理底线和价值标准。他一以贯之的教导就是,读书!读书!读书!”

  这种心无旁骛和一以贯之,童庆炳常常用“青蛙爬塔”的故事来比喻:一群青蛙要爬一个高塔。他们争先恐后往上爬,过路人看见这群青蛙的愚蠢行为,就大声喊:哎,塔这样高,你们是爬不上去的。于是,有一些青蛙停止了爬塔,退下来了,可还有青蛙继续往上爬。人们又叫喊:哎,你们是绝对爬不上去的,赶快下来吧。于是,又有一些青蛙退了下来。经过人们几次喊叫后,几乎所有的青蛙都退下来了。但还有一只青蛙继续往上爬,不管人们怎样喊,那只青蛙都不听。最后,这只青蛙终于爬上塔顶。待这只青蛙从塔顶下来后,人们问它:你凭什么精神爬到塔顶?青蛙摇摇头。原来,这是一只耳朵全聋的青蛙,它根本没有听见人们的喊声,丝毫没有受到别人的干扰,凭借自己的专注和毅力爬上了顶峰。

  童庆炳说:“多少人来劝我,向我喊话,可我没有听见,我是那只聋青蛙。”如今,北师大文艺学中心已经根深叶茂,童庆炳的文集也即将出版,十卷本摞在一起,没有一丝水分,扎实!厚实!

  严与慈

  很少有人能把“严师”和“慈父”两个词兼具于一身,但童庆炳做到了。

  季羡林曾将自己的一个学生推荐到童庆炳门下读博,这个学生私下里向季先生说童庆炳挺厉害的,有些怕他。但季羡林却对童庆炳大加赞赏,认为只有严格的导师,才能带出优秀的学生,能在严师指导下学习是一种福分。

  在一篇《宽严相济》的文章中,童庆炳谈及自己三十多年指导研究生的经验:宽严须相济,所谓严,就是对学生的学业一定要严格要求,丝毫不能放松。

  童庆炳说:“学生来学校,愿意做你的学生,就是希望得到导师的指导,学习到真知识、真能力、真功夫。学生既然想学习到真知识、真能力、真功夫,那么,老师的严格要求就是符合学生愿望的。”

  童庆炳讲述过一个故事——

  “有这样一位学生,他的论文初稿写得很差,完全不能令我满意。我在别的学生面前当众批评他,一直呵斥到他哭了起来,流下了眼泪。当然,他很皮实,没有去寻死觅活,他认真地接受了我的批评,听取了我的指导,最后经过修改的论文很优秀,顺利通过。后来,他把论文拆开,连续在国内的刊物发表,毕业后还当上了某高校的教师,并很快评上了教授。每年春天新茶下来时,我都会收到从南方某地寄来的一盒茶叶。我不用看,就知道是他寄来的。我从来不把这盒新茶仅仅看成是一盒茶叶,这是我获得的一枚奖章。我把这枚奖章看得比任何奖章都重要,因为这是我执教成功的一个证明。”

  然而,当学生遇到困难时,诸如生病、失恋、家人出事、穷得揭不开锅、找不到工作等等,童庆炳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像一位父亲那样去帮助他们。

  童庆炳曾说过:“是的,我对自己的事情常常是听其自然,很少去争什么。我为自己的事,决不走后门,决不踩领导的门槛,决不托人做什么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为了学生,为了解决学生的困难,为了帮助学生,我可能去走后门,可能会踩领导的门槛,可能会托人为我的学生办事。”

  除了“慈父”,还有谁能这么做呢?

  有一位韩国博士生,“非典”期间突然返京要求博士答辩,童庆炳毅然应允。于是,一场在科技楼天井里的特殊答辩产生了,答辩人和答辩委员人人头顶骄阳,戴着厚厚的口罩,一丝不苟地完成了答辩。

  严师成人,慈父爱人,仁爱之心,莫过于此。

  “教室的讲台旁,通常总放着一把椅子,你千万不可坐下。”近六十年的讲台生涯中,童庆炳从来都是站着、走着讲课。

  这一次文学院党校的首场讲座,年近80岁的童庆炳依然站着讲到了最后。文学院的新闻报道这样写道:“报告会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童先生在报告中结合自身的从教经历,以幽默风趣的语言阐释对‘四有’好老师的理解。童先生的报告真诚又亲切,娓娓道来,让在场的所有老师和同学都深受感染,场内数次响起热烈的掌声。作为一位有着60年党龄的老党员,童先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四有’好老师做了最生动的注解。”

  童庆炳漂亮地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次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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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周玲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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